这时，唯有这时，才可以说我有了权利，能以某种方式谈论第二种假设了：我获取了减刑。麻烦的是，我的血液和肉体一阵狂喜，刺痛我的双眼，必须克制一点这样剧烈的冲动。我必须竭力压抑这声欢叫，竭力规劝自己。即使做出这种假设，也必须保持放松自然的态度，以便在第一种假设中，我更可能认命顺从。我还真抑制住了冲动，从而赢得了一小时的平静。这毕竟不可小觑。
恰恰在这样的时刻，我再次拒绝接待神父。我正躺在床上，看天空变成淡淡的金黄色，就猜出临近夏日的黄昏。我刚把上诉抛之脑后，得以感受全身血液正常流动了。我没有必要见神父。好长时间以来，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。已有好些日子，她没有给我写信来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思考这事，心中不免暗道，也许她厌烦了，不想做一名死刑犯的情妇了。我倒是也想到，也许她病倒了，或者死掉了。这样想也符合事物的规律。我们二人的肉体关系，现在已然断绝，除此之外别无任何联系，彼此也不思念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她的近况呢。况且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再回忆玛丽，也就与己无关了。她已经死了，我也不再关心她了。我觉得这很正常，我也同样完全理解，我死后就会被人遗忘。他们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甚至不能说，想到这种情况心里会难受。
